序言：小河不老

我推开记忆中那扇斑驳的木门时，夕阳正斜斜地穿过院中那棵老槐树的枝桠，将满地落叶染成琥珀色。门轴发出的吱呀声，在这座空置了三年的老屋里显得格外清晰，像是时光深处传来的一声叹息。

这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——商水县的一个角落。我的父母在这里出生、成长、相爱、老去，最后又回到这片他们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土地。而我，他们最小的儿子，在南方城市生活了二十年后，第一次独自回到这座老屋，收拾他们留下的痕迹。

老屋的堂屋正中央，墙上挂着父母的遗像。父亲不喜欢照相，那张遗像是从身份证上翻拍下来的底色加了红色；母亲头上带了个头巾，包裹完了那经过化疗后稀疏的白发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这张照片是姐姐在照相馆帮她拍的，那时母亲还没有知道那个最终带走她的病。

我在院里烧了一些纸，青烟袅袅升起，在斜阳的光柱里舞蹈。香灰轻轻落下，在地上里积成一个小小的、灰白的坟冢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水声。

那声音从老屋后面传来，低沉、浑厚、连绵不绝。我推开门向西，一条宽阔的河便横亘在眼前——沙河支流草河。儿时记忆里，它总是这样不急不缓地流淌着，像一位沉默的叙事者，见证着两岸村庄的生死枯荣、悲欢离合。

我走到河边。十月的小河，水位已经退去许多，露出大片被水流冲刷得平滑的河滩。河水是浑黄色的，带着上游黄土高原的印记，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斑。它流得不快，甚至可以说有些慵懒，但你仔细看，会发现水面下潜藏着有力的暗流，裹挟着泥沙、落叶、时光，以及无数人的记忆，向着东南方向，向着淮河，向着大海，向着不可知的远方，坚定不移地流去。

我蹲下身，掬起一捧河水。水从指缝间漏下，在掌心留下细碎的沙粒和湿润的凉意。这水，这沙，曾浸润过父母的双脚，曾映照过他们年轻的脸庞，曾聆听过他们的欢笑与叹息。而如今，他们已化为麦田里一座土丘，永远地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。

风从河对岸吹来，带着成熟麦田特有的、混合着泥土与谷物香气的味道。我闭上眼睛，那水声便愈发清晰起来。它不再是单一的声音，而是层层叠叠的，像是无数声音的合奏——有母亲年轻时在河边洗衣的嬉笑声萦绕，有父亲和社员们修河工时的号子声，有我儿时与伙伴嬉水的欢笑声，有姐姐读书声，有母亲病中父亲在河边默默凝视时的寂静，有送葬队伍飘过河堤时的唢呐声……

所有的声音，最终都汇入这永恒的水声里，成为它的一部分。

草河不言，却见证了一切。

它见证了1950年春天，我的外祖母如何在河边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里，忍着阵痛生下了我的母亲。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，百废待兴，饥饿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，但新生命带来的希望，像河岸边初绽的野花一样倔强。

它见证了1953年秋天，我的祖父在合作社的第一块试验田边，指着滚滚流淌的河水对我父亲说：“看这草沙河，旱时不枯，涝时不溢，咱庄稼人，就得有这河一样的脾性。”

它见证了三年困难时期，人们如何到河滩上挖茅草根、捋柳树叶，如何在深夜偷偷下河摸鱼，用最原始的智慧与饥饿抗争。河水沉默地接纳了一切——人们的汗水、泪水、祈祷，以及那些被悄悄放入水中的、早夭婴孩的小小身躯。

它见证了1970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，我的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见面。经介绍，两人在麦田上走了二里路，说了不到十句话。父亲紧张得手心全是汗，母亲一直低着头，只记得那天河边的杨柳刚吐新芽，嫩绿得晃眼。分别时，父亲鼓起勇气说：“我……我会对你好的。”母亲没应声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走出十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父亲还站在原地，像河滩上的一根木桩。

它见证了1972年冬天那场简朴的婚礼。没有“三转一响”，父亲用架子车把母亲接回家，嫁妆是两只木箱和一套被褥。婚礼上，青年们跳着忠字舞，墙上是毛主席像。夜里，客人们散去，这对新婚夫妻坐在贴着红喜字的炕沿上，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卷过冰封的河面。母亲轻声说：“以后，就是一家人了。”父亲握住她的手，发现那双本该纤细的手，掌心已有了薄茧。

它见证了1980年分田到户的那个春天。父亲在自家分到的几亩地，分成了几块地，蹲着抽了一整袋旱烟，然后起身，对着正在返青的麦苗和潺潺流淌的河水，深深鞠了一躬。那年秋天，家里第一次有了余粮，母亲用新麦蒸了一锅白面馒头，父亲就着大蒜吃了三个，吃着吃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它见证了1985年，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出现在村支书家院子里。每晚，半个村子的人都搬着小板凳聚在屏幕前，看着外面那个陌生的世界。父亲很少去，他更愿意在晚饭后，坐在河堤上，看着对岸零星亮起的灯火，听着河水拍岸的声音，想着在乡里读初中的姐姐，下个月的伙食费还差几块钱。

见证了母亲送我到乡里，我要去乡里读初中。泥泞的土路上，母亲的身影在田野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娃走了，屋里空了一半。他娘晚饭没吃几口，去河边坐了很久。河水涨了，又快汛期了。”

见证了姐姐出嫁。唢呐声在河谷里回荡。母亲没有哭，只是紧紧握着姐姐的手，一直到村口。姐姐回头望，母亲站在村口，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，像河边一株倔强的芦苇。

它见证了姐姐在城里买房，接父母去住。他们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住了三个月，瘦了八斤。父亲总说喘不过气，母亲总说听不见风声和水声。最后他们还是回来了。父亲说：“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己的草窝。何况，咱还得守着河，守着地，守着根。”

它见证了2016年春天，母亲被确诊后的那个黄昏。母亲来到河边。夕阳把河水染成血色，母亲轻声说：“这辈子，看了六十多年的沙河，还没看够。”父亲握着她的手：“下辈子，咱还在这儿看。”

它见证了2020年那个特殊的清明。因为疫情，父亲的葬礼从简，只有至亲在场。我将父母的遗体合葬在自家的麦田里。下葬时，突然下起了小雨，雨水混着泥土，覆盖了新垒的坟冢。表叔说：“你爹娘仁义，连老天都掉眼泪了。”

而现在，它见证着我——他们的儿子，一个在外地漂泊徘徊了半生的游子，独自站在河边，试图从这亘古的水声里，打捞他们的一生，打捞一个时代，打捞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来处与归途。

我站起身，腿有些麻。夕阳已经沉到河对岸的杨树林后面，天空从金黄褪成橙红，又渐渐染上紫灰。河面暗了下来，水声却似乎更加响亮了。远处村庄里，零零星星亮起了灯火，炊烟袅袅升起，又被晚风揉碎，散入渐浓的暮色。

这座老屋，这条河，这片土地，曾是我的全世界。后来，世界变大了，我走了出去，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，经历了更复杂的人生。可无论走多远，梦里总会出现这条河——它有时汹涌，有时平缓，有时清澈，有时浑浊，但从未断绝。就像血脉，在身体最深处汩汩流淌，维系着生命最本真的节律。

我开始明白，父母留给我的，不是房产，不是存款，甚至不是那些具体的教诲。他们留给我的，是一种生命的姿态——像草河一样，在平缓中积蓄力量，在沉默中包容万物，在看似单调的流淌中，完成从源头到大海的壮阔旅程。

他们的一生，是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普通人一生的缩影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，有的只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，用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，守护着一个家，养育着下一代，在有限的可能里，活出人的尊严与温度。

他们是大地真正的孩子，他们的生命节奏与四季同步，与庄稼共呼吸。春天播种时的希望，夏天锄禾时的汗水，秋天收获时的喜悦，冬天围炉时的期盼——这些最本真的人类情感，在他们身上得以完整保存。而当城市化浪潮席卷一切，当乡土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时，他们成了最后的守望者，守着河，守着地，守着那些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伦理。

我想写下的，正是这样一部关于他们的书。

不是颂歌，不是挽歌，而是一条河的叙事——平静、深沉、包容，带着泥沙俱下的真实，带着九曲回肠的曲折，最终汇入人类共同的情感海洋。

在这部书里，沙草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河流，更是时间的隐喻、记忆的载体、生命的象征。它见证了乡土中国的变迁，见证了一代人的坚韧与牺牲，见证了在宏大历史叙事背后，那些微小而真实的悲欢。

我将从父母的童年写起，写饥饿记忆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集体人格；写乡村伦理如何在匮乏中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；写田间地头的游戏如何构成了最初的审美教育。

我将写他们的青春与结合，写那个特殊年代里，爱情如何在政治话语的夹缝中悄然生长；写一辆自行车、几斤粮票背后的巨大喜悦；写忠字舞与毛主席像如何构成了婚礼的独特背景。

我将写家的重量，写新生命带来的甜蜜负担；写分田到户的历史性时刻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激起的涟漪；写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如何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。

我将写流动的年代，写教育如何成为一个家族最重大的投资与最殷切的希望；写分离带来的牵挂与思念；写家书如何连接起两个世界。

我将写中年的坚守，写在儿女离巢、父母老去的双重压力下，他们如何成为家庭的中流砥柱；写他们对土地的复杂情感——既是束缚，也是根脉。

我将写静默的晚年，写疾病如何考验着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的誓言；写孤独如何被回忆温暖；写最后的告别如何完成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最后，我将写根脉的永续，写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在城乡之间寻找身份认同，如何从父辈的故事里汲取力量，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守护那些不该遗失的价值。

这不是一部家族史，而是一部通过一个家族折射出的时代史；这不是一部怀旧之作，而是一部关于记忆与传承的思考；这不是一曲田园牧歌，而是一幅力图真实的乡土画卷——有阳光，也有阴影；有温情，也有残酷；有坚守，也有无奈。

我走回老屋，打开行李箱，取出笔记本电脑。屏幕的光在昏暗的堂屋里亮起，像一颗小小的星。我翻开父亲留下的账本，纸张已经发黄变脆，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工整地记录着：